李济深简介-李济深自述

国民党抗战十大名将 我们要以历史和客观的眼光看待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那时国军里也曾涌现出了一批抗日英烈，最有代表性的十大抗日名将依次是：1、张自忠 2、李宗仁 3、杜聿明 4、孙立人 5、薛岳 6、卫立煌 7、傅作义 8、戴安澜 9、张灵甫10、王耀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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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忠：第一名将。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当选第一名将首先是由战绩决定的，他曾在台儿庄战役中重创日寇坂垣师团，获得临沂大捷；收复枣阳桐柏，获得鄂北大捷；还获得过襄东大捷，被老百姓称为活关公。同时还因为他是抗战时期牺牲的我军最高将领（李家钰牺牲得晚于张）。但最主要的，是因为人们对张自忠悲剧经历的同情，这样一位正直的、人格高尚的爱国者却曾被误认为汉奸而人人喊打，简直是奇耻大辱。最后张自忠为这件耻辱主动选择了牺牲，以生命的代价表达自己的清白（其做法不禁使我联想起曾热播过的《天龙八部》中的乔峰之）。真正是悲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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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第二名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有点类似中共抗日名将第二名的，先打出里程碑的一战，然后销声匿迹。台儿庄战役共歼敌两万余人，是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战役规模的大捷，而且对手是日本的王牌师团，在国际上也被称为"是日本建立现代化军队以来遭受的第一场引人注目的大惨败"。台儿庄战役后，李虽然又参加了武汉、随枣、豫南等会战，但没出什么彩。后来，干脆被高吊了起来，和冯玉祥、李济深等一样，位高权轻。不过，只凭台儿庄一战，李宗仁也可以无愧于抗日名将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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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第三名将。第5军军长。参加过古北口长城抗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以桂南会战中取得昆仑关大捷而一举成名。虽然有人认为这次胜利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5军作为中国第一个机械化部队，火力强于日军，但对手毕竟是号称日本钢军的坂垣师团中村旅团（薛岳万家岭战役面对的则是一个二流师团）。42年杜聿明作为远征军副司令出征缅甸，虽然戴安澜在东瓜获胜，孙立人在仁安羌也大败日军，但最终远征军还是失败了。对于这段历史，众说纷纭，功过是非很难说清，因为有些战略决策不经过亲自实践，很难判断对错。个人感觉，现在网上对杜聿明有些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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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人：第四名将。新1军军长。抗战八年，孙立人在国内除了参加过淞沪会战外，基本上没打过仗，他的功勋主要是在缅甸建立的。尤其是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他在仁安羌一战中，以少胜多，大败日军，救出了7000多英军和记者，、罗斯福、英王乔治都给他授勋章，由此声名大振。他的得票排在第四我想也缘于此。不过，我并不认为英国人的命比中国人的命更值钱。我欣赏孙立人的是他对日本俘虏的态度，对那些曾沾满中国人鲜血的禽兽，尽管成了俘虏也照样格杀勿论，此举大快人心。孙立人排名略显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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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岳：第五名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从抗战爆发到抗战胜利是连年征战，功勋累累，被称为歼敌最多的将领，仅四次长沙会战就歼灭日军十余万。但使他名声显赫、排名靠前的主要还是万家岭大捷，此战全歼日军一个师团，是抗战八年绝无仅有的。叶挺盛赞此战与平型关、台儿庄三足鼎立。有人称薛岳为中国抗日第一战将，就数量而言，薛岳是受之无愧的。不过，薛岳虽军事上成就显著，但治理湖南却颇遭物议，为了谋取暴利，他把湖南大米走私广东，结果使湖南百姓在丰收之年饿无数，百姓编民谣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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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立煌：第六名将。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排第六基本上是合适的。抗战时他指挥的最著名的是忻口战役，该战役对日军进行了沉重打击，歼敌数万，如果不是刘峙在河北大溃退，使得娘子关门户大开，也许会取得忻口大捷也未可知。但忻口战役毕竟是个不败而败的战役。43年卫立煌担任第二次远征军司令长官时远征缅甸，取得的才是名副其实的胜仗，该战消灭了盘踞缅甸的日军，打通了滇缅公路，成果辉煌。卫立煌是的五虎将之一，但其他四将都是空有其名，只有卫是名副其实的虎将，但恰恰是这员虎将最不为蒋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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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第七名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国军在北方最著名的抗日将领。33年就参加了长城抗战，36年又大败进犯绥远的日军和蒙奸德王的伪军部队，取得了百灵庙大捷。七七事变后，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太原保卫战等。40年，傅作义又歼灭日军和王英的伪军数千人，收复五原城，取得了五原大捷，这是全国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第一次收复失地的战役，影响很大。在平型关战斗后的总结中曾表示了对晋绥军的不屑，晋绥军的战斗力也的确一般，但傅作义显然是晋绥军中的一个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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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澜：第八名将。第5军200师长。曾参加过古北口长城抗战、台儿庄大战等。在昆仑关战役中，率部与日寇浴血奋战，直至身负重伤才下战场。1942年作为远征军先头部队赴缅甸作战，在著名的东瓜保卫战中，率孤军与数倍于己之敌作战，击毙日寇5000余人，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后又率200师收复棠吉。因上级指挥失误，远征军被迫撤退回国，途中被日军伏击，戴安澜负伤不治，壮烈牺牲。戴安澜与杜聿明的关系颇似张灵甫与王耀武的关系，两位长官的结局相同，两位同为抗日名将的下属结局却大相径庭，令人感慨不已。

--------------------------------------------------------------------------王耀武：第九名将。第74军长。37年参加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38年参加武汉会战中的万家岭战役。39年参加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41年指挥74军参加上高会战，重创日寇，被誉为抗日铁军。后参加第二次、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45年指挥了国军抗战中的最后一次会战－－湘西雪峰山会战。从抗战之初到抗战结束，王耀武年年对日作战，几乎是无役不予，而且战绩颇佳。王耀武精明强干、头脑清晰，被中共高级将领称为国民党内少有的几个明白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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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灵甫：第十名将。第74军58师长。张灵甫曾三次闻名，一次是抗战前因杀妻而闻名，再一次是作为时被我军击毙的为数不多的国军高级将领而闻名（曾尊张灵甫为民国第一烈士）。这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张灵甫一生最光彩的是在重伤，消灭日寇数以千计，对万家岭大捷的取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后，郭沫若专门派田汉编剧，歌颂德安大捷，张灵甫在剧中以真名出现，一时间闻名天下。投票之初，张灵甫曾排在第四位，现在掉到第十，这个位置基本上是合适的。

龙岩寺的寺庙简介

剧情简介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中共主席应国民党之邀毅然飞赴重庆，与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毛主席在重庆与民盟主席张澜等民主党派***密切协商配合，共同努力推动谈判进程，使国共双方终于签订了以避免内战、在政治协商的基础上组建多党派联合政府为主要内容《双十协定》。

但是，国民党无法放弃的独裁迷思，一方面发动了对***的内战，一方面炮制召开首届国民大会的独角戏，并对民主党派大肆迫害镇压，实际撕毁了《双十协定》。

中国***制定了针锋相对、以革命战争反对战争的方针，开始坚决的武装反击。众多民主党派***纷纷采取了与中共站在一起的立场，坚决反对和抵制独裁行径，以实际行动与国民党决裂了。

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共同斗争中，身处延安、西柏坡战争前线的、，与身在蒋管区和香港等地的、张澜、李济深等著名民主党派领袖虽然分隔远方，但心气相通，肝胆相照。他们在为人民的不断胜利而共同欢欣鼓舞的同时，也开始为如何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而未雨绸缪思考谋划。

1948年5月，中国***发表《五一宣言》，发出了打倒国民党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这个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此后，在战场上***领导的节胜利的同时，一个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主统一战线也不断发展壮大，大批民主人士在***的诚恳邀请和精心安排下，历经艰险，从蒋管区，从香港、从国外纷纷奔赴解放区。

1949年9月21日，群英荟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九天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

扩展资料：

《建国大业》是由黄建新执导，韩三平担任制片人，唐国强、张国立、许晴、刘劲、陈坤、王伍福等主演的剧情片。该片于2009年9月16日在中国大陆上映。

该片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片，讲述了从抗日战争结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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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国军第六十六军

龙岩寺在倒水镇桂江边，.相传始建于宋朝。此寺正对倒水湾，乃因龙岩山而得名。寺旁江畔山径，有“襟江亭”“字纸亭”二亭。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攻永安州(今蒙山)，曾驻足此寺，并留下一把“洪全宝剑”于寺中。北伐时先生自桂林顺桂江回穗，曾在此寺一宿，并题赠“天下为公”四字牌匾；惜原匾在抗战时，为日军所毁。前李济深，字任潮，抗日期间三临倒水，驻节此寺会客。

龙岩寺构筑精巧，雕梁画栋，丹垩生辉，规模宏敞，甚为壮观。寺枕山而面北，旁邻寿光观，前厅三间，后殿一间，为大雄宝殿，回廊曲延相连，左右厢房四间，附以厨库斋堂，为僧人之居。屡经整葺，得以存焉。登山曲径，建有一亭曰“襟江亭”，其亭额为当时贤德区长徐旭文所题，还有一亭曰“字纸亭”，专为焚烧有字之纸所设，昔日尊重文字可见一斑。

建国大业内容简介

参照：在国民革命军的编制序列中，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3个第66军。即粤军第159第160师组成的第66军，军政部第2补训总处组成的第66军，暂编第9军组成的第66军。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余汉谋将原有10个师，开始组编为五个军，即62、63、64、65、66等军。66军就在此时筹备成立，军长叶肇，下辖159师160师，159师师长谭邃，160师师长由叶肇兼，各师均辖两个旅，旅辖两个团。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开始向我全面进攻，广东余汉谋部奉命派一个军北上淞沪参加抗战。军部于1932年9月1日乃调集人马正式成立，惟该军当时只辖两个师。临出发前，余汉谋乃派教导旅彭林生部归叶指挥，同时北调。

1937年9月中旬，该军全部集中广州，乘粤汉火车陆续北上直达汉口，再由汉口乘轮东下江苏镇江，再由镇江乘京沪火车到上海附近的南翔车站下车。当时日军向吴淞口宝山一带进攻甚烈，66军马上开赴刘家行一带占领阵地，对敌作战。由于淞沪沿线濒海，受到敌人强大海军炮击，和我方采取密集队伍作战，伤亡奇重。归66军指挥的教导旅彭林生部，参加战斗冲锋陷阵不到几个回合几乎全部消灭，以后该旅剩余官兵拨归160师补充，取消教导旅的。不久，该军转移到广福线作战。是年11月，因右翼大战被敌攻破，并进行向我包抄，乃全线开始撤退。敌人占领上海后，长驱直入，继续进攻南京。[1]

66军中间经过苏州、锡澄、江阴、汤山等线与敌作过短时阻击战斗，以后就退入南京城，开始城防战斗。军辖下两个师，因伤亡过半，乃各编并为一个旅，159师以林伟俦为旅长，160师以喻英奇为旅长，参加南京城防战斗。

12月12日下午，南京城的光华门被敌攻破，军心摇动，守城司令唐生智乃下令突围。66军除159师师长谭邃因病特准和唐生智搭电船渡河过浦口外；全军上至军长叶肇，都从太平门突围到达安徽宁国集中。惟其中有一部分官兵，认为突围要从敌人后方冲过好几道防线，脱险不易，乃擅自离队向下关设法渡河过浦口。但这部分官兵，因沿河没有船只，只用门板或杉条浮水渡河，因江面辽阔，江流湍急，结果生还者极少。从太平门突围的部队，中间经过好几次冲杀和迂回偷渡伤甚众，于1938年1月先后回到湖南集中。

军长叶肇于突围中，也被敌人俘获，乃伪扮伙夫，帮敌运输，然后伺机逃脱，潜入上海某外国租界，以后乘轮返香港，入广州转去湖南防地。部队奉命集中湘东，66军军部驻攸仁县城，159师驻茶陵县城，160师也驻攸仁，该师师长原由叶肇兼任，1938年2月改由副师长华振中升充。

部队在此开始整训，一面派员到广东接收新兵补充；一面训练。1938年7月间，66军又奉命调入江西省南昌参加南浔线作战，先后在德安、庐山脚、万家岭等处与敌人进行过激烈战斗。中间经过一次补充，各师人事稍有更动。159师师长谭邃调升副军长，以副师长陈骥升充师长，1939年1月，160师师长华振中，因与叶不睦被调，以副师长宋士台升充师长。是年冬，敌人分兵进攻广东，未几广州陷敌，余汉谋乃籍兵力不足为名，向中央请调回粤系64、66两个军返粤参加作战。

66军于1939年春，奉命调回粤北的新丰、龙门一带，原在广东的151师林伟俦部同时也拨入66军建制，以后就地开始整训；并同时派部队在牛背脊罗浮山一带作战。

1939年秋末，军长叶肇调升37集团军总司令，仍辖66军，遗军长缺以副军长谭邃升充，副军长缺以159师师长陈骥调升，（1939年10月谭病故陈骥升军长），159师师长缺以副师长官祎升充，同时各师取消旅制改为一师辖三个步兵团，一个补充团制。

1939年冬，该军除151师林伟俦部留驻粤北外全军奉调广西柳州参加第一次桂南会战，当时159师一个团拨归第五军杜聿明指挥，在炮兵掩护下，经几次冲锋，攻破敌阵昆仑关。不久敌人由南宁调集兵力，准备从永淳渡河向我左翼包抄，阵前战区指挥当局，经命令叶肇率领66军赶去永淳布防，阻止敌人此种企图。叶肇错误地判敌不会此举，而迟迟未果开拔，当发现敌人部队已越过永淳河向宾阳进迫时，叶肇乃忽忙间带66军陈骥部（缺159师临时指挥110师）两个师，赶赴截击。但敌人主力已迫近宾阳，我后方战局大受威胁，此时军心惶慌，秩序紊乱，部队纷纷向武鸣、忻城溃退，沿途受到敌军追击和敌机空袭，损失惨重。

桂南战役惨败结束后，亲到桂林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在会上宣布：叶肇不听命令，误失戎机，撤职扣留解办。66军军长陈骥、160师师长宋士台作战不力，均撤职查办。第37集团军总部、66军军部，均撤销。以后该军所辖的159、160师，奉命调回广东粤北一带归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监督整训。几个月后159师拨入64军建制，160师拨入65军建制，原留在粤北的151师拨入62军建制，粤系的66军，从此就宣告解体了

编辑本段首次重建

1942年3月又以第二补训处改编成第六十六军，张轸为军长，辖新编第二十八、新编第三十八、新编第三十九师。该军编成后即编入入缅远征军参加作战，该军配置在腊戍、瓦城地区机动使用。3月23日日军开始进攻，以快速纵队向细胞、腊戍突进，该军分段阻击日军，29日日军攻占腊戍，新编第三十八师退入印度，新编第二十八师撤回国内，该军撤销。新编第二十八师，1939年5月以会别动队编成，刘伯龙任师长，隶属重庆卫戍司令部，1940年开往贵州，隶属滇黔绥靖公署，1942年11月李士奇接刘任师长，1943年转隶第七十一军。新编第二十九师，1939年5月以第二补训处一部编成，马维骥任师长，隶属重庆卫戍司令部，1943年转隶第六军.新编第三十八师，1938年12月以财政部税警总团编成该师，孙立人为师长，驻贵州都匀，该师在滇缅路战役后转至印度，后编属新编第一军。

编辑本段二次重建

1942年12月将暂编第九军改编为第六十六军.1940年10月以暂编第三十二、暂编第三十三、暂编第三十四师合编成暂编第九军，以冯圣法为军长.该军编成后，在浙江又将暂编第三十五师编入该军，隶属第三战区，1942年8月改隶第六战区，12月改属江防司令部.1943年2月冯圣法他调，任命方靖为军长.暂编第三十二师，1940年9月以浙江省国民自卫团第一纵队及浙江保安第六团为基干编成．以黄权为师长.1943年2月第六十六军撤销，该师因兵员过少而结束.暂编第三十三师，该师原为浙江抗日自卫部队.1940年4月以其第一、第六、第八支队和第五区总队并编为抗日自卫第二纵队，10月改编为本师，以萧冀勉为师长.1943年9月周淘漉任师长，该师转隶第八十八军.暂编第三十四师，1938年1月成立第三战区游击司令部，该部以浙江省公安局员警及各地常备队、警察和壮丁编成4个支队.7月改编为浙江省国民自卫团总司令部.1940年将所属支队并编为3个纵队.3月将第三纵队改编为暂编第三十四师，彭巩英为师长，1942年3月朱奇任师长.1943年2月以第十八师副师长吴啸亚任师长，同时转隶第十八军.暂编第三十五师，以浙江地方部队编成，劳冠英任师长.1942年底，该师调至第六战区后，劳被调任夔巫师管区司令，该师被并编.

1943年10月暂编第九军改为第六十六军，仍以方靖为军长，改辖第一八五、第一九九师.1944年8月方靖调任第七十九军军长．副军长宋瑞珂升任军长.第一八五师，师长方天，隶属第九十四军.1940年12月方天升任第十八军军长，石祖黄接任师长.1943年李仲辛接任师长.第一九九师，师长罗树甲，1940年5月罗升任副军长，宋瑞珂接任师长.1943年2月、3月苏令德、周天健相继任该师师长.1944年9月彭战存接任师长.

整编第六十六师,1946年5月由第六十六军整编而成,由原军长宋瑞珂任师长。1947年7月该师在鲁西南被歼,宋瑞珂被俘。9月重建该师,以李仲辛为师长。 11月罗贤达接李仲辛任师长。该师辖:整编第十三旅,旅长罗贤达,罗升任师长后,由张洁接任旅长职,整编第一八五旅,旅长李仲辛,1946年涂焕陶接李任旅长，1947年9月袁樾人接涂任旅长职；整编第一九九旅,旅长彭战存,1946年由王士翘任旅长,1947年9月张洁接任旅长,11月由萧炳寅接任旅长职。

整编第六十六师长李仲辛。辖整编第十三旅,旅长罗贤达,1948年3月郑洁接任旅长,整编第—八五旅,旅长周穆深；整编第一九九旅。旅长张洁,1948年10月萧炳寅接任旅长,该旅于1948年6月拔隶第七十九军,该师及所辖第十三旅6月在河南开封被歼．师长李仲辛自杀。7月又重建该师、以罗贤达为师长,辖第十三旅,旅长罗有经；第一八五旅．旅长袁樾人。1948年9月恢复第六十六军,罗贤达改任军长,各旅长改为师长。1949年初改隶第七绥靖区。是年4月该军在皖南又一次被歼。

蔡廷锴将军生平简介

建国大业内容简介

《建国大业》是从1948年在城南庄发出“五一”口号开始，再现共和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诞生到确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反映了中国***和中国各民主党派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同舟共济，团结奋斗，为建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所经历的曲折艰辛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光辉历程。

一、建国大业的历史背景

经济上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国统区物资短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国民党政府大量印制法币，货币严重贬值，官僚资本把持着国民经济的命脉。

由于战乱，交通运输阻塞。国统区经济面临全面崩溃。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解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推翻了2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

政治上国民党坚持军事独裁统治，拒绝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拒绝和平民主建国。实行恐怖政策，运动，迫害和暗杀民主人士。***则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方针。

二、作者简介

1、王兴东

王兴东，男，1951年5月生于辽宁大连市。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一级**编剧，中国**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会长；中国**家协会理事、中国电视家协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中国夏衍**学会理事；北京**学院客座教授。

1997年12月被中国文联评选为首届德艺双馨中青年艺术家。享受特殊津贴，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2、陈宝光

陈宝光（1952—），河北省枣强县人。中国**家协会编审。著名作家、北京市丰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曾任中国**家协会《**艺术》编辑部主任。先后发表**评论、人物史传文章约100万字。发表短、中、长篇小说约120万字。

出版长篇小说《建国大业》（合著）、《辛亥革命》（合著）等。独著**文学剧本《城南庄1948》、《二胡大师黄海怀》，均已搬上银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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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的科学家的简介

蔡廷锴将军生平简介

蔡廷锴（1892.4.21--1968.4.25），76岁蔡廷锴简介，广东罗定罗镜人。

1892年4月21日，出生于罗定市罗镜镇龙岩村。从小爱听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故事，受到爱国思想的教育，不满清朝的腐败，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立志要为中华民族雪耻图强。1910年，全国人民起来进行反清斗争，18岁的他应募投身到广东新军当兵。（冬，返乡未回营。）1911年，10月9日爆发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留给蔡廷锴深刻印象，他投身到倡导的国民革命。

1913年，升任班长。

1914年，请长假回乡养鸭。

1915年，往新会县属猪头山粤军剿匪行营当上等兵。

1916年，参加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

三月，袁党余孽龙济光踞粤独立，蔡与同袍联络策动反正失败，回乡。

六月蔡廷锴简介，袁世凯在绝望中去。

八月，往宝安县游击队任班长。

1917年，调宝安县大鹏城警察分所任警长，新所长到任，蔡辞差回家。

1918年，与区宗麟筹组罗镜商团，任副队长，后编入肇军，任中尉排长。（肇军驻三罗剿匪返省后，留后方部于罗定，成立肇军游击三营，分驻三罗负剿匪之责，商团改编为一连，蔡任中慰排长。旋由陈铭枢任营长，陈、蔡自此相识。）

1919年，夏，肇军解体，陈铭枢营改为护国第二军陆军游击第四十三营。

七月底，往广州护国第二军讲武堂受训。

1920年，毕业返部，其时陈铭枢在阳江宣布独立，任粤军第六军第一纵队司令，蔡在粤军第六军第一纵队司令部任上尉副官。

1921年，粤军第六军改编为粤军第一师第四团，蔡任中尉掌旗官，后改任该团第一营第四连第二排少尉排长， *** 改组，由陈铭枢介绍参加 *** ，再后调升为第三营第十一连上尉排长。

1922年，参加首次北伐。江西信丰战役中率部首先袭占信丰城；黄八岭战役中任敢队队长率部击破敌防线，攻克古称“铁城”的赣州；多次立功受奖。

1923年，（讨伐桂军沈鸿英）肇城战役中任先锋队队长，击溃敌增援部队，受奖并升为少校连长。

1924年，往粤军邓世增营任连长。在郁南都城掌握战机，以劣枪精兵取捷径击溃刘（玉山）、陈（天太）叛军，俘获人枪车百余，邓升团长，蔡接其遗缺升任营长。

1925年，参加讨伐陈炯明残部邓本殷，在开平县单水口战役中，蔡率部激战三昼夜，以少胜多击溃敌军，缴获敌枪千余。

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蔡任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十师（师长陈铭枢）二十八团团长，在平江、贺胜桥、武昌诸战役中屡立战功。克复武汉三镇后，第十师增编为两师（十师、二十四师），合成第十一军，陈铭枢任军长，蒋光鼐升任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升任二十四师副师长。

1927年，宁、汉分裂，陈铭枢、蒋光鼐离开武汉，蔡调升为第十师师长。

五月武汉方面的北伐军赴河南与奉军作战，蔡率部首占开封，获得嘉奖。旋因政局变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影响，成为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此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

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

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科学救国”

李四光在农村生活了近14个年头。从五六岁起，他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读书，还要帮着母亲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刻苦奋斗的精神和倔强的性格。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洋务派兴起，湖北办起了许多新学堂，以讲新学而标新立异。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只身前去投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在新学堂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由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选作官费留学生，送到日本学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过了7年，在那里，他参加了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李四光回国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汉口的保卫战，作为新被任命的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他亲自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上前线。随后，他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正当李四光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辛亥革命失败了。他发愤专心于科学技术的研究，走“科学救国”之路。他去英国留学，先是学采矿，以后转到地质。他祈盼着有一天，得见政治清明之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留学生活并不轻松。为了维持不断上涨的学费，李四光假期到矿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学的6年里，他不仅专业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先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婉言拒绝了一家矿山的高薪聘请，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

第四纪冰川的发现

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后，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以严谨的冶学作风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一个山头、一个沟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缝，他都不放过。学校经费不足，他带领学生白手起家搞建设，将学习环境收拾得十分雅静。

在教学的同时，他对研究工作也不放松，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蜒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在研究过程中，他从不为已有的观点和学说所束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寻找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断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并敢于向一些旧观点提出挑战。

例如，从19世纪以来，就不断有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到中国来勘探矿产，考察地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中国发现过冰川现象。因此，在地质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已经成为一个定论。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间，就在太行山东麓发现了一些很像冰川条痕石的石头。他继续在大同盆地进行考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到会的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轻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为了让人们能接受这一事实，他继续寻找更多的冰川遗迹。10年以后，他不仅得出庐山有大量冰川遗迹的结论，而且认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并且可划为三次冰期。

当李四光的这个学术观点再次在全国地质学会上发表以后，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庐山辩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科学家低人一等，外国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带着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情绪到中国来的。因此，尽管大量事实摆在眼前，几位外国学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考察，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此文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看罢回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可是，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他干脆把家搬到庐山上，又在庐山脚下建立了一个冰川陈列馆，起名叫“白石陈列馆”（后被国民党海军炸毁）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关于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庐山》中得到全面阐述。可惜由于抗战爆发，这部书10年后才得以出版。

回国找油田

1927年，李四光应蔡元培的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搞地质研究常常要餐风饮露，条件十分艰苦。况且刚刚成立的研究所经费少，设备缺，甚至没有固定的所址。八年抗战期间，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尽奔波辗转之苦。那时，他抽的是用草纸做的烟，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们始终没有放弃地质研究。由于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劳累，他患了心绞痛和肺结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他的夫人许淑彬也一同前往。会后，他们在英伦三岛上又住了一年，一面养病，一面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李四光虽远在欧洲讲学考察，但仍关注着祖国的命运。1949年初，他数次给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许杰（地质学家、解放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人写信，支持他们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广州，为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保留了一支队伍及设备。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一年前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着起程的日期。一天，伦敦的一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人民政协给他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先到法国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宽阔且多风浪，是偏僻的货运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会从这里渡海，因而能避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他提笔给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让许淑彬两天后寄出。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两天以后，许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他还规劝这位大使脱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怀抱……

两星期后，许淑彬收到李四光的来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便立即前去会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李四光科学事业崭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和科联主席。

他认真学习了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论学习，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决心扔掉那些旧日留下来的包袱，……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地质事业中去，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的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5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端的日子里，毛主席、周总理就询问过李四光：我国天然石油这方面远景怎么样？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在陕北肤施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万美元，因收获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到中国调查地质，写了 《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下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但是，李四光根据自己对地质构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以后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又一次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讲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乐观地回答了国家***的提问：“我们地下的石油储量是很大的。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队伍开往第一线。在几年里，就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1958年6月，喜讯传来：规模大、产量高的大庆油田被探明。地质部立即把队伍转移到渤海湾和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以后，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继建成。地质部又转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浅海海域继续作战。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

李四光故居与“李四光小道”

在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中央民族大学南侧，有一条又长又窄的小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生前总喜欢在这儿休息散步、思考问题，人们习惯地称它为“李四光小道”。

今天的魏公村已成为繁华的市区，而在解放初，这里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只有十几户居民的小村落。“李四光小道”这条小路已被加宽变得热闹起来。

说到魏公村，这一名称的来历是和古代畏兀儿人（即今维吾尔族的前身）有着密切的联系。明代官修《顺天府志》也提到“大慧寺，在畏吾村。”到明朝万历年间，这里除了称作畏吾村外，又称作“苇孤村”。万历二十一年刊刻的《宛署杂记》有如下记载： (宛平)县之西北，出西直门一里曰高良桥，又五里曰篱笆房，曰苇孤村，又二十里曰鞑子营。又十里曰北海店，其旁曰小南庄、曰八里沟、曰牛栏庄……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畏吾村的异名，也说明畏吾村的具体位置与今天的魏公村是一致的。直到清光绪七年(1881年)，这里仍称作畏吾村。

“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以及人们思想的转变，北京市的许多旧地名被纷纷代之以新的称谓。“”时期又称“为公村”，至今魏公村附近的一座立交桥仍称作“为公桥”。所有这些都是依照语音，略作改动。而建国以后，李四光居住到这里，为魏公村这个地区增添了文化色彩。

李四光走得多了，便成了“李四光小道”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民族大学正门南侧是一片小树林，树林带和民族学院南墙之间，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路。这条路向西走到多半截向南一转，就通向李四光家及其所在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当年这几家单位所处的具体辖区，是北京市四季青公社万寿寺大队法华寺生产队。显然，当年这里应该属于城乡结合部。这条小路就是有名的“李四光小道”，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

十几米宽的土路，中间隔着一个村子，附近的菜园子里、肥沃的黑土上，茂密地长满了杂草和绿藤，就像传说中的金银岛。据说，那曾是乱坟岗子。

小孩子每天下学，都会跟几个小哥们拿个树枝，把运动服绑在腰上，红领巾扎在脑门上，玩探险游戏。穿过高高的围墙、沙土堆、脚手架，从乱坟岗子、水塔、烟囱到民院深深的防空洞……

许多如今在北京早已销声匿迹的动物，冬眠的水蛇、像小脸盆一样大的蟾蜍、从眼前飞一般穿过、不留一丝痕迹的黄鼠狼、缩成团儿的大刺猬和小刺猬，甚至还有狐狸。

其实这条路本没有名，当时之所以叫“李四光小道”，不是因为这条路是给李四光家修的，也不是因为这是一条李四光出来进去的必经之路，而是因为工作之余的闲暇时刻，李四光每天傍晚准时来这条路上散步。李四光走得多了，便也成了“李四光小道”。起点是家门口的银杏树下，终点是白石桥路，通常走一个来回，有时边走边和随员讨论工作，有时带着马扎儿，坐在门前的银杏树下思考问题。

当年周围都是菜地，“李四光小道”也是一条田间小路，起初是周围农民慢慢叫起来的，后来越传越远，据说还一度上了北京市的交通图并在邮局备案。如今那片小树林早已不存在，“李四光小道”一改再改，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这条路上也多了北京舞蹈学院等单位。

李四光晚年的两部重要著作《地质力学概论》和《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以及十多篇学术文章，就是在这条路上和银杏树下构思完成的。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

在寻访李四光纪念馆的著名的“李四光小道”上，路上除了很多人对我的打听的茫然，没有更多的人清楚它的位置。

早春，在第37个世界地球日——4月22日来临的时候，我敲开那扇耳闻已久的宅门。而当公众涌向地质博物馆的时候，李四光纪念馆却很少有人前往。纪念馆前大门紧闭，和地质博物馆那边形成反比。

我扣响了大铁门，寻问……李四光纪念馆的负责人白先生，领我走进这个我憧憬已久的世界。

李四光的最后十年（1962年至1971年）是在国家为他专门建造的宅院里度过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院子还在，并于李四光诞辰一百周年（1989）时辟为李四光纪念馆，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题写了馆名。李四光故居是一幢两层小楼，总建筑面积989.1平方米，有院墙环绕，院门朝北（以前朝南），楼门朝西。院内曲径通幽，有假山、喷泉、果木环衬。

看到了李四光用过的电视机、收音机、照相机、小提琴……他的办公桌、他的书柜、他喜欢的千万种石头……像跨越时空，与一位前辈聊天。

李四光解放后回国，搬过几次家，曾落脚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上世纪60年代，因备战需要而迁居。有关方面请他去看过李济深在城内东单的一处住宅，李四光感到那处房子过于豪华，与自己一贯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弃了。

此后，他亲自选址、设计，并由国家建造了这栋小楼。如今院子里很多已成材的大树，都是当年李夫人许淑彬带着大家栽的，李四光也亲手种植了其中的几株。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原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现在，靠窗一侧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

其他家具则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一个质感陈旧的皮沙发的扶手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的棉絮。这几个沙发，还是李四光1950年回国时，在旧货市场上买的便宜货，看来年头更为久远。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尚未恢复原样，但一张大写字台是李四光用过的。

办公室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当年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曾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写着“斗私批修”四个粉笔大字。

李四光有着很深的国学基础，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写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晚会上，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现在这首曲谱和李四光在国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陈列在纪念馆里。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简单，衣着也很不讲究，得过且过，甚至补丁摞补丁。李四光去世后，工作人员想找几样遗物留下来，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像样的值得保存的东西。

李四光夫妇在世时，这幢小楼只他们两人居住。他们去世后，女儿李林一家搬了过来。李林三年前过世，丈夫邹承鲁也患病在身。一门三院士，已传为佳话。

四十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楼，李家南门外那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以及明朝大太监刘瑾等历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围颇为扎眼的标志。如今高楼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夹在当中，小楼因年久失修，多少显得有些残旧。